即将到来的兔年，有384天？！

按照这一制度，国家权力也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区分，分别由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但与三权分立有原则区别的是，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必须对立法负责，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拧干时间不等于否认时间的意义。只展示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不敢妄称其真实或可靠，更没打算接近真理。

对历史的理论思考可以，甚至必须，拧干时间，以便凸显理论思维的共时性，但既然真实世界中的人和事是历时的，因此理论思考和表达也必须始终敏感于并有效处理那些对于理论话语有意义的时间问题。本书的写作因此有意不按历史时序，而是围绕着主观提炼的中国宪制问题或宪制领域展开。另一是受制于记录者的生命长度，限定了可能进入记录者视野的人和事，无论是其自身经历的，或是了解前人的记录。但即便追求记录客观真实，这种记录理解研究仍会受到至少两个重大但不易自觉的制约。我甚至就不相信他真的说过，顶多这也只是传闻证据。

一旦如此努力，这就意味着，必须弱化，甚至完全不再，以稳定、均质的时间序列来组织自己看到、获悉和理解的人和事，而是以其他结构和组织方式来记录和表述研究者关心的一些人和事。尽管会涉及许多历史，但它关心的并非历史中国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不是那许多精细且耐人寻味的细节。如果说对于被判刑的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那么对于他的亲友而言，他也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他的死，对于家人而言，无法弥补。

[20]  《孟子·公孙丑上》。人的感受完全可以变，几十年前我们无法接受的很多东西如同性恋现在被人接受。这样种庞大的支出与犯罪预防预算的紧缩正好抵触。只要是一个人，有一个生命，就会有生命的神奇。

但问题是国家对一个制度的设计从来就不是针对个案的，而是抽象地针对普遍的一类犯罪的。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据估算，在美国，每执行一次死刑要支出的成本大约在200——320万美元之间。第四，罪犯临刑前的恐惧使人怜悯。而美国一位联邦地区法官则认为：依赖死刑的法域，不可避免地要滥杀无辜。[16]  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犯罪被认为是一种恶因，而死刑作为恶果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而产生一种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是一种先验的、天然的正当。大法官奥康纳说，如果统计能够说明问题，则说明制度在允许错杀无辜。然而，如果笔者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笔者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第二剂已注射进去了，他开始还回答的很清楚，到小张问他在哪里长大的，他的回答就已经很轻微的，而且带着因为肌肉麻痹而流出来的口水的声音。

由生命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中必然地得出了应该对人的生命予以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结论，对生命的认识是判断死刑是否符合人道性要求的决定因素。这样的犯罪，不仅给被害人及其亲友的身、心、物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也给广大民众以强烈的震憾，即使民众既感到愤慨，又感到恐惧、自危。

把人当人看、使人成为人即善待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是政治人道的原则。[33]人道主义固然是最高价值的追求，但是报应主义以人的理性、人的自由意志等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使刑罚与犯罪相当，任何人犯了罪都应公平地受到刑罚的处罚，以实现平均的正义，是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刑罚价值观。

将来还没有开始的生命的部分，也许从简单的成功与失败、伟大与平凡而言，可以基本的预测，但将来他将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因为变幻的世界而无法预测。[34]所以，在‘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直情径遂的平坦大道，而是需要有大段严密细致的理性‘致曲的工夫。[11]  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对于他本人而言，过去经历的一切无论多么精彩，也无法代替可能到来的将来的一切。二是指其是否符合预防目的，能否起到一般予以和特殊预防的作用。[8]  邱兴隆：《从复仇到该当—报应刑的生命历程》，《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第83页。

但是，错杀作为废除死刑的理由将面对这样的质疑：仅仅因为出现空难，就可能成为废止航空业的理由吗？ 胡云腾教授在其著作中对我国刑罚产生的原因作了详尽分析，批驳了刑源于天说、刑为定分止争说及刑源于阶级斗争说，并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的刑罚产生于战争的需要，战争是中国古代死刑产生的直接原因。死刑不人道是废除死刑的唯一理由，但并非充足的理由，因为公正与人道是两个并无高下的道德真理。

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准死刑的裁定。[30]  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法学评论》，2002 年第 5 期，第10页。

人道主义者不同意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世界和历史，因为这意味着有高于人的精神力量。[10]  张光君、李永升：《死刑权的法哲学反思（下）——真理与歪理》，《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第70页。

[6]  龚小玲、范新林：《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哲学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64页。同样，他的形象，他的身体、他的心情，随着岁月的变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也无法预测。于是我们会产生一种愿望，要是他活着多好，即使是个有罪的人，他活在监狱，他的生活大局已定，但是他还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看到他想看到的人，还可以思想，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人。[32]  【日】中山研一著，姜伟，毕英达译：《刑法的基本思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4页。

二、死刑有用吗？ 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方法，其功能也表现为一般预防功能与特殊预防功能。世界上死刑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论如何改进，即使是使用最好的方法如注射执行死刑，也无法减轻被执行人对死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感不是来自执行方法的痛苦，而是对失去生命恐惧的痛苦。

在现代社会，残忍的执行死刑的方法已经基本废除了，临死前一刻的肉体上的痛苦相对于生命失去的痛苦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人都不杀。

面对舆论质疑，云南省高院宣传处负责人表示，终审改判死缓，就遭到了各方的质疑，有网友表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怎么能因自首就死缓？云南高院为什么还要对他人性化关怀，显示仁慈呢？[7]这样的要求，能简单地认为是不理性、情绪化吗？ 最极力主张废除死刑的邱兴隆教授，以肉刑的废除来论证死刑的不公正，认为：主要是报应观念本身发生了由等害报复的原始报应观念到等序报应的现代报应观念的历史演进。在这种状况下，俄罗斯仍坚持废止死刑，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9]这确实是死刑是否公正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我国学者也有人主张只要是保留死刑，就没有办法彻底避免在死刑问题上犯错误。人道主义的任务是对如何评价世界，特别是评价人的生活和行为提供一个标准——什么是美好的、善的，什么是应当追求的，等等。在一个理性主导的社会里，报应观念逐渐消退，并且受到限制。

报应刑论将刑罚理解为对犯罪的报应，是针对恶行的恶报，恶报的内容必须是恶害，恶报必须与恶行相均衡。[内容摘要] 死刑是公正而有用的，但是死刑是不人道的。

死刑的威慑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有人引用国外学者所谓社会调查得出结论说：废除死刑反而使犯罪率下降[11]。它可以是一种哲学，也可以是一种价值取向、人生态度，还可以是一种伦理原则，甚至可以是对人类行为的判断标准。

作为人有一种本性，看到另一个人死去，就会为他遗憾：要是他活着，他将来会感到怎样。他们关于犯罪原因的理论是产生对罪犯人道观念的重要依据。